第一，運用國家資產負債表可以較為全面地評估一個國家的家底，搞清楚很多似是而非的問題。當然，現在國際上正式編制國家資產負債表的經濟體還很少，即使編制了也大都時限較短，或者統計口徑不一（德國和澳大利亞的很多數據因此沒有納入國別數據的比較分析）、統計質量不高，因此，還有很大改善空間。本文研究不是要否定注意債務風險控制，提高資產配置質量等問題，而只是一次嘗試，提供一個更為廣闊的視角。
       第二，資產和負債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如果只看到M2/GDP飆升帶來的高杠桿風險，而忽視了它本身也反映了社會財富的積累，是以偏概全，有可能導致夸大金融風險隱患，導致市場和政策過度反應。從國家資產負債比看，中國的債務風險總體是可控的，不必妄自菲薄。
       第三，如果用金融資產/GDP衡量一國金融深化程度的話，中國還有較大空間，不能因噎廢食，還是要通過發(fā)展的方式解決前進中的問題。實際上，不論是資產端的儲蓄存款和房地產占比過高，還是負債端的企業(yè)融資難、融資貴，都要通過加快金融改革，增加金融供給來解決（管濤，2016）。尤其是對于潛在的資產泡沫風險，只要是負責任的政府，一定會力圖避免以泡沫破滅、危機爆發(fā)的激進方式予以解決。即使2008年債務泡沫破滅后，發(fā)達國家也沒有放任自由，完全聽任市場的自發(fā)調整，而是以非常規(guī)的貨幣政策積極應對，盡量減輕危機的損失，加速經濟的復蘇（Yellen, 2016; Bernanke, 2014）。
       第四，高度重視近年來我國金融深化速度過快積聚的風險。放松金融管制之后，經常伴隨著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金融資產過快膨脹，加劇了資源錯配的風險。經濟上行時，風險往往會被掩蓋下來；一旦經濟下行，風險往往就會突然爆發(fā)（Miskhin, 1996）。無論時對內金融開放還是對外金融開放，也不論是新興市場還是發(fā)達國家，招致金融危機的案例屢見不鮮，如1980年代初的美國儲貸危機就與美國放松對儲蓄存貸機構的管制有關（默頓?米勒，1996；丁懿，1991）。
       第五，中國作為一個整體，并不存在對外金融資產的低配。以外匯儲備下降的方式，將一部分官方資產置換為民間資產運用或者債務償還并非是純粹的賠本買賣。但是，民間應該培育正確的金融風險意識，理性對外投資，避免形成擠兌式、運動式的對外投資。近日，麥肯錫公司發(fā)布的《中企跨境并購袖珍指南》，以自2005年以來的中企跨境并購為研究范圍，在剔除了部分公開信息很少的交易后，對余下的500多宗交易進行了分析。研究顯示，中企過去十年的跨境并購成績并不如意，約60%的交易，約合3000億美元，并沒有為中國買家創(chuàng)造實際價值。收益最差的當屬能源類收購項目，過去十年間43%的跨境并購交易與此有關，但大多數交易達成后，大宗商品價格都維持在低于收購價的水平，其中84%的交易（占總交易額的89%）的平均虧損為期初投資的10%（麥肯錫戰(zhàn)略與公司金融咨詢業(yè)務部，2017）。
       第六，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看，外匯儲備/M2都可能缺乏指導意義。該比例奇高的新興市場國家，其貨幣長期處于弱勢地位，人民幣最強的時候該比例也不曾達到30%。即使過去近九年來，中國該比例持續(xù)下降，但引起市場關注也只是過去兩三年的事情，這是當前特殊時期，多重均衡狀態(tài)下預期自我強化、自我實現的結果。
       第七，雖然中國近年來貨幣擴張的絕對速度快于美國，但考慮了經濟成長的差異后，是美國貨幣擴張的相對速度快于中國，而不是相反。至于中國的M2遠超美國就一定要買下美國資產，有可能是一種誤導。過去美國M2遠超中國的時候，就沒有發(fā)生過美國大舉買下中國資產的情況。何況，現在中國就是想買，美國也不一定會賣，美國要賣也一定不是現在的價格。至于中國自己，無論從市場的本土投資偏好，還是從政府的維護金融安全角度考慮，解決M2/GDP比例過高的主要出路或者政策選項，也一定不是通過海外資產配置，而是通過發(fā)展國內金融市場。